□钱国丹

　　我站在马路边。

　　这一天是我去接放学的小孙子回家，他刚上小学一年级。其实我接孙子的机会不多，所以每次都当成一项愉快的任务去执行。我牵着他的手，经过一个草坪旁边，看见一些孩子们在荡秋千、爬格子什么的。孙子说要去玩一会儿，我同意了，就站在马路边等他。

　　孙子有个好习惯，看见垃圾，就要捡起来，送到一边的垃圾桶里。那天天很冷，又刚下过雨，草坪上有些积水。一会儿，孙子的裤管、袜子都被打湿了，但一点也没有减退他捡垃圾的热情。我这个当奶奶的，惟一能做的就是帮他卷卷袖口和裤腿。现在的城里孩子，不缺吃，不缺穿，更不缺大人的疼爱，缺的怕只有心底的那份爱心和责任心了。所以对于他那点良好品质，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。

　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经常唱着：我在马路边，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……这首歌，当年家喻户晓，而且至今还在流传着。我想，师长们是在培养孩子们的拾金不昧精神，《我在马路边》也成了几代孩子的座右铭而身体力行。

　　岁月在流逝，事物在变化，一分钱的人民币渐渐地从我们的生活中隐退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角面值的纸币和硬币。人们和金钱的关系也在变，有真本事的人在大把大把地赚钱，某些贪官污吏在大批大批地敛钱，赌桌上有人在一掷千金，暧昧的包厢里也有人用钱来买得红颜一笑；谁还在乎一角钱呢？就是寻常百姓们，发现地上那么个硬币，也未必都愿意弯腰把它捡起来。

　　草坪上的孙子向我跑来，肉嘟嘟的手心里卧着一枚亮晶晶的硬币。他兴奋地说，“奶奶，我捡到了一角钱，我们交给警察叔叔去吧。”我的心动了一下，难得的纯净如山泉般汩汩流遍了我的全身。我说，“好啊，我们找警察叔叔去。”

　　我们手拉着手，一边唱着“我在马路边，捡到一分钱……”一边满大街地找警察叔叔去。遗憾的是，我们走过几条街，就是找不着警察叔叔，后来拐进了通往小区的小径，还是没见戴那种大盖帽的影子。到了我家楼下，孙子还不甘心地东张西望。我说，“到家了，奶奶急着做饭，我们明天再找警察叔叔吧。”孙子把那枚攥得热热的硬币放在我的手心里，说，“奶奶，明天你可一定要交给警察叔叔啊。”我答应了。

　　过了几天，孙子来我家，一见面就问我，奶奶你把那钱交给警察叔叔了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发现自己把这事完全给忘了。对着孙子那天真无邪的脸，我非常惭愧，又无言以对，只有支支吾吾地搪塞着。后来我认真地想了想，一角钱虽然微不足道，但这里面却包含着一种神圣，一种执着，还有孙子对警察的崇敬和膜拜；我不能亵渎了这份感情。于是我暗暗地下了决心，非得找个警察同志，把这角钱交上去不可。

　　然而，上交一角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马路上倒是能遇见警察，可往往是我在车里，他们也在车里，总不能为一毛钱让我去拦人家的公务车。上下班高峰期，十字路口的交警们倒是脚踏实地地站着，可他们在忙碌地挥着手臂，让车辆和行人安全避让或通过，我要是不识时务地迎上去，一是要妨碍公务；二弄不好还要制造点麻烦，甚至车祸，这怎么了得啊？

　　有天傍晚我出门吃饭，迎面来了个骑自行车的警察，我的眼睛一亮，心想这一回可找到主儿了，正待迎过去，却发现他的书包架上放着大包小包的各类菜等，我想他肯定要赶回家去，为老婆孩子或者客人做饭，我这时候去打扰他显然是不合适。

　　正当我为这一角钱心神不宁时，机会来了。那天我参加市机关工委的一个会议，在那个安静的会议室里，我发现坐在我后面的就是一位英气勃勃的警察。我想了想，撕下一页纸来，写道：“同志，几天前我孙子拾到了一角钱，嘱我交给警察叔叔，可是我一直没能完成任务，于是我无法面对孙子那清澈的目光。请你收下这一角钱，了却我们祖孙的心愿吧。”

　　我把这条子连同一角钱，转身放在后座的桌子上，马上就转回身子正襟危坐，心里还在忐忑着，想这位警察是不是会怪我在作秀，在小题大做，或者脑子进水出了毛病什么的？

　　会议结束时，这位年轻的警察走到我面前，他肯定了我们的做法是对的，并认真地询问了我孙子的名字、学校和班级。他说，他是公安局政治部的，他们要和学校联合搞一个活动，要把这一角钱当作一个诚信教育的事例来讲。他的负责态度让我感动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　　几天后，孙子的老师告诉我，公安局政治部的同志来过了。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，非常圆满了。

　　我非常高兴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毕竟有很多人在为维护孩子的心灵纯净而努力着。